张仲景被后人称为医圣,可为什么他只活了六十五岁呢?(张仲景:中国医学史上的医圣)

张仲景:中国医学史上的医圣

张仲景医德高尚,怜悯百姓,整日深入民间拯救苍生。

长期的身心疲劳后,积劳成疾,60多岁张仲景的就撒手人寰。

因此张仲景也应了那句“医者不能自医”的感叹。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战乱频频,瘟疫流行,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张仲景的家族本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建安初年以后,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死亡,其中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在长沙任太守期间,他在料理政事之余,还在大堂上坐堂行医,为百姓施医诊病,挽救了许多百姓是生命。

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或店里给人看病的医生统称为“坐堂医生”。后来,张仲景辞去长沙太守职位,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认真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广泛收集民间验方,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医学巨著。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的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辩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诊明确,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可以说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名医华佗读了这些本书后,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

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影响也很大。

张仲景一生的医学著作十分丰富,可惜大部分都已失传了,只留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本医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

张仲景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世尊奉为“医圣”,因此他的墓地和纪念地称为“医圣祠”。医圣祠坐落在南阳市东郊温凉河畔,经历代扩建至明、清,已初具规模,现存建筑即为清代建筑。

医圣祠前面巍巍屹立的是仿汉子母阙,汉阙上的朱雀面南而立,展翅欲飞。大门门额上郭沫若题的“医圣祠”熠熠闪光。跨进大门,一块三米见方的石刻屏风而立,正面刻着《张仲景传》,背面刻着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

张仲景:中国古代医学巨匠,战乱岁月中的生命之光

对于张仲景的生活年代,高校教科书《中国医学史》的记载为“约150~219”,网上的资料为“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可知并无准确记载,按《中国医学史》的提法,大约活了69岁。

张仲景生当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190 ),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

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 一188 年)时的公元171 年、173 年、179 年、182年、185 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馀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此,不论是65岁还是69岁的说法,在当时都已是高寿。

同时,张仲景首先是政治家,曾做长沙太守,因痛恨官场腐败,“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伤寒杂病论•序》),乃弃官从医,发愤研究医学,写出了划时代的医学巨著,是从外科手术到无损诊疗的历史转折点,其伟大贡献是不可估量的,而其本人不可能专心于养生。

特别是对于真正懂养生的人来说,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不讲养生,精神生命永远高于物质生命,一瞬就是永恒,对于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来说,寿命再短也是最长寿的人,张仲景与中国文化同在,与世界医学同在,与天地日月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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