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中印之战后，如何处理3000多印度战俘（1962年印度战俘怎么处理）

1962年9月20日，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向驻扎在克节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发起了进攻。随后，印度军队更是多次、大量的越过边境线，颇有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

面对印度军队的挑衅与恶意，中国军队决定，要给予迎头痛击，绝不能让印度这个“恶邻”如此嚣张。

1962年10月20日，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开拨，利用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等战术，向印度军队发起进攻，史称对印自卫反击战。

（印军士兵）

在英勇作战、纪律严明的中国军队面前，印度军队只有失败一条路可以走。很快，印军主力被全歼，他们只能逃入深山老林中，希望靠地形躲过我军的进攻。

这场短暂的战斗很快就在11月结束了，印度军队毫无疑问获得了失败，而获得了胜利的中国军队虽然欣喜，但也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在战争中俘虏的三千多名印度战俘怎么办？

要知道，中国军队可不是弑杀的日本人，中国军队是遵守战俘条约的。但毕竟战争刚刚结束，直接把俘虏放回去，很可能会让敌方的有生力量得到支援，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没有办法，我军只能按照规定，把这三千多名印度俘虏送回后方的收容所中。后来根据外交部档案解密，发现这三千多名印度俘虏实在是让人头痛的很，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难管了！

这也很正常。毕竟中印两国虽然分属东亚文化圈，但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终究有着极大的差异。

有人也会好奇——印度俘虏究竟做了那些事情，才会让当时的负责人高呼太不好管了呢？

印度俘虏的第一个不好管，体现在登记方面。1962年底至1953年春，西藏军区开设了三个俘虏收容所，收容所有专人负责他们的物质生活、基础保障等，甚至还开了邮政信箱，能够让他们与家人通信。

但这些俘虏们毕竟是战俘，为了向外交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提供准确的俘虏人数，登记造册也是免不了的。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国开始给印俘登记，但这时候才发现，给他们登记实在是一个大麻烦。

因为在开战之前，印度官方曾向士兵们灌输过我国对待俘虏的苛刻、严待等无稽之谈，所以这些俘虏们对登记都十分排斥、敷衍。

比如某个收容所中，十几个俘虏谎称已经登记过了，直到最后梳理人数的时候才发现名字对不上，只能再次给他们登记。

还有的俘虏可能是害怕自己的名字被登记后会给家人、朋友带来麻烦，所以他们干脆用假名、假身份，吹嘘自己家里如何有钱，想让我国军队放他们一马。

这可给我国干部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他们只能一个一个的核实，去伪存真，靠着慢慢的梳理，把一个又一个的俘虏信息、姓名给登记上去。

但仍有一大部分人十分排斥登记。这该怎么办呢？干部们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把俘虏召集到一起，等惴惴不安地印俘们站好后，干部们就开始讲解，说登记是为了方便安排他们的生活、供给物资、以及跟家人联系等。

最终，真诚的中国军队融化了印度俘虏心中那块名为不信任的坚冰，他们开始主动配合登记，甚至有人登记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写错了，还会主动要求更正。

可即使是俘虏们愿意配合，在登记时依旧会让人头疼得不行。

为了方便管理、管辖，我国在给印俘登记时使用的是英语文字。可实际工作时，工作人员才发现，印度战俘的重名现象实在是太严重了。

比如常见的拉姆，辛格，一个部队里可能有两三个拉姆、两三个辛格，喊一嗓子，就能站出来好几个人。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我军干部只能让这些印度战俘写自己的全名，而不写缩写来规避。

就算这样，一个个重名的士兵依然让军队干部头痛不已。万幸的是，我们最终在工作中找到了好办法——军号。印度俘虏姓名虽然相同，但军号肯定不同，干部们在姓名前加上军号，这样既好区分，也不至于出现太多重名的现象。

姓名好不容易登记完了，但这还不是结束。既然要登记战俘信息，那种族、宗教、家族要不要写呢？

印度军队士兵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甚至会把这几样完全搞混，比如种族写印度教，或者家族写佛教等等。

这可愁坏了工作人员，但干想办法难得很，边干边想就难不倒聪明的干部们了。

他们把民族、宗教等信息列了一大张表格，登记人员人手一张，让印度俘虏指认，这样就可以简单区分出印度战俘中尼泊尔籍和印度籍的军人了。

登记完信息之后，干部们松了一口气。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印度战俘的不好管还在后头呢，登记只不过是一个开胃小菜而已。

很快，战俘们的第二个不好管就出现了：那就是民族矛盾尖锐。而民族矛盾中问题最大的，就是锡克人与其它印度人的矛盾。

所谓锡克，是印度被俘士兵中最好战、最尚武的刺头儿，他们瞧不起其它被俘虏的士兵，尤其是仇视穆斯林、高尔瓦和泰米尔等战俘。

这些人自然也不会敢于被轻视、辱骂，所以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打斗。

而且锡克人与其它战俘的信仰也不一样，他们笃信锡克教，因为教派原因，他们每天必须祈祷两次，吃白面，擦头油。

但收容所毕竟是收容战俘的地方，更何况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我国的普通老百姓、士兵都没那么奢侈，哪有那么多好东西让他们糟蹋！

可信仰在印度人的眼中是无比神圣的。既然要求得不到满足，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战俘营里还有什么办法？只有抢！就这样，锡克人把目光盯上了其它印度战俘的日常用品、生活用油上。

由此，矛盾就产生了。抢夺他人生活用品的锡克人还嫌弃油不够，但是被抢的人已经心生怨恨，就这样，双方开始不断私斗起来。

除了问题最大的锡克人外，拉吉普特人也是经常出现问题的民族之一。拉吉普特族相对于其它印度战俘来说，比较骄傲自大，总喜欢夸赞自己的文化水平高。

单单是夸赞就算了，他们还歧视那些山区的印度战俘，认为他们野蛮，“不文明”，甚至对其打骂、排挤。

而其它印度战俘自然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就这样，拉吉普特人和其它俘虏也开始私下斗殴。

这可愁坏了工作人员，战俘收容所是让俘虏们来改造、认识到自己无端挑起战争的错误行径的，可不是让你们来打架的！

但这种事也难不倒他们，竟然民族矛盾尖锐，那就把不同民族的人分开就是了。

无论是锡克族、还是拉吉普特族，都分到不同的区域组织管理，自己人总不能打自己人吧？就这样，尖锐的民族矛盾引发的私斗也渐渐缓和了下来。

在登记结束、纪律稳定之后，第三个不好管的地方就出现了，那就是印度俘虏们的伙食问题。众所周知，印度虽然是东亚国家，但饮食习惯与中国差异还是很大的。

他们喜欢吃甜口的咖喱、糖，喝牛奶、甜茶。尤其是军官，这些生活水平较士兵相比更高的军官俘虏事情也很多，他们不仅吃的要求多，穿的要求也多。

衣服出现了破洞，那就必须得换，不换就不穿。吃的呢？不合口那就不吃，要求也多，糖要多，辣椒要多，还要好吃……如果达不成他们的要求，军官就会通过不满来表示抗议。

不只是军官，士兵也对收容所的粗茶淡饭表示不满。几乎所有的印度战俘都喜爱吃甜食，但物质匮乏的年代，甜食供应本来就很紧张，更何况中国人本来就没有吃甜食的习惯，国内的糖不多、运输也不方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干部都会主动向印度战俘做好解释方面的工作。

比如，干部们会告诉士兵，人体的营养、活动主要靠食物产生的热量，而热量却不一定要通过甜食来获得，即使是普通的饭也是可以的。

他们每天吃的食物，足够获取他们身体所需的热量，不需要再增加甜食了。

当然，俘虏们的意见也是需要考虑的。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军决定，可以酌情增加一些甜食供给。

在后续的时间中，糖的供应从每人三钱增加到了六钱，足足翻了一倍，这让印度战俘们对甜食稀少的不满渐渐消失。

除了甜食之外，肉类、面食的“特殊要求”也是印度战俘们在伙食方面经常出现的问题。

印度战俘百分之八十都是印度教徒，信仰梵天。印度教将牛视为神圣的化身，所以他们不吃牛肉，只吃新鲜的羊肉。

可即使是羊肉，也不是谁杀都行的。印度俘虏要求很高，他们必须要本民族、本宗教的“兄弟”来杀羊，这样产出的新鲜羊肉他们才肯吃。

而在面食，也就是主食方面，来自天南海北的印度战俘也有较大的差异。

比如来自廓尔喀、阿萨姆孟加拉的泰米尔人就习惯吃米饭，前文提到的锡克人呢，就喜欢吃面做的饼子。拉吉普特族和高尔瓦族相对来说就不挑食，什么都能吃。

可即使是有米有面，也不代表印度战俘就愿意进食了。他们需要配料、配菜才能吃下去，而配菜还必须要辣，否则也不肯吃。最好是有土豆、豌豆、白菜、洋葱和其他蔬菜混合在一起，这样他们才会吃的开心。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收容所曾经试过把粉条做成甜的主食，印度俘虏就很喜欢吃。可如果把粉条做成菜，印度俘虏就不爱吃。

同一种食物，不同的做法，就收获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反应，实在让人不解。

为了解决印度俘虏肉类、面食上的饮食问题，我军在相应标准上做了调剂，满足了他们对油、糖、辣椒、羊肉和土豆的要求，并让后勤人员抓好食物发放工作，防止浪费。

为了改善战俘们的伙食，管理伙食的人员和领导甚至会亲自到印度战俘伙房营指导烹调，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在我军诚恳、认真的工作态度下，印度问题的饮食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吃饱了，喝足了，接下来就该干活了。毕竟让印度人来战俘营里是改造的，可不是来当大爷的。

但当工作人员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印度战俘第四个不好管的地方又出现了——不干活。

准确的来说，是稍微有点地位、有点权力的军官们拒绝劳作。这些印度军官自认为高贵，把体力劳动看作下贱的事情。

他们认为，这种活让普通的大头兵去干就行了，自己可是军官，怎么能劳动呢？惊人的是，印度士兵们也认为军官的做法是“理所当然”。

尤其是扫厕所、理发等劳动，这在印度是属于“低贱之人”才会去做的，种姓稍微高一点的印度俘虏都不愿意做。

这是我军万万不能接受的。中国人民的宗旨就是人人平等，劳动士兵得干，军官也得干，谁都逃不了。不仅让他们干，我们的士兵还带头干，努力干，加油干，身先士卒。

在印度战俘们惊讶地眼神中，中国干部拿起铁锹冲进了厕所，拿起理发机器，开始为印度战俘理发，这让印度战俘大吃一惊。

许多低种姓的“首陀罗”“不可接触者”甚至纷纷流泪，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在中国军人的身体力行下，许多印度俘虏也抛弃了心中的成见，开始跟着一起干活。

一个印度俘虏就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在收容所去拾柴，发现身后跟着一个我军的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

印度俘虏说，他当时觉得，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肯定不是干活的，而是来监督自己的。如果自己不好好干，那么一定会被捆起来。所以他就努力地拾柴、拼命地干活。

可后来，他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心中就疑惑了，难道对方不是来监督自己的吗？他问出心中的疑问，中队长则笑着告诉他，自己手中的绳子是捆柴火用的，不是来打他的。

印度俘虏这才恍然大悟，中国的军队真是人人平等，跟印度军队大不相同。

除了四个最不好管的地方之外，还有一些小细节上也会让工作人员们感到头痛。

比如印度的军官，他们往往思想守旧、偏激，十分反动，虽然不敢跟工作人员当面对抗，但他们往往会唆使其它士兵违反几率。

偏偏印度的军官在士兵中威慑力、控制力都很大，很少有士兵敢反抗他们，于是收容所中，便经常会有印度士兵合伙破坏所中的规章制度。

我军对其解决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军官战俘单独编队，让他们与士兵隔开，这样，无法接触的士兵的军官们就很难煽动其它印度战俘搞破坏了。

还比如，有的思想顽固、反抗意识强烈的印度俘虏会煽动其它士兵，一起反抗。有一次，扎拉收容所五队的尼泊尔印俘闹绝食，理由也很搞笑，他们觉得粉条做的菜不好吃，不尊重他们，所以才绝食。

正在干部们研究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绝食居然很快就平息了。原来，一位印度俘虏将这群人闹绝食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叔叔，这位印度俘虏是个少校，是印度俘虏中的军官。

他对中国士兵的印象很好，认为能够同甘共苦、愿意倾听他们意见，一起劳作的中国士兵是很尊重他们的人。

所以在听到有同胞闹绝食之后，他就主动请求队长把士兵召集在一起，来对他们进行训话。

在队长的默认下，这名少校把印度俘虏们叫到了一起，斥责他们有吃有住还起哄，实在是太糊涂。并谈到自己在二战时，被日本人俘虏后的悲惨经历，与我国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表达了对我国人道主义精神的赞美。

在这名少校军官的训斥下，绝食的尼泊尔籍印俘们从此老实了下来，再也不闹腾了。

在解决完这些“不好管”的问题之后，印度俘虏们逐渐适应了收容所的生活。他们开始期待，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梦寐以求、朝思夜想的家乡？很快，机会就到了。

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出声明，全面释放印度被俘人员。

其实早在3月26日的时候，我国军人就通知了印度俘虏，会释放他们的消息。中方为一部分俘虏量身订做了皮鞋和西服，还准备了许多个人用品。

就这样，一直到1963年5月25日，所有的印度俘虏都被释放。他们向中国军人挥手告别，昔日的敌人，现在却完全看不到敌意。

或许在中国战俘营中的生活，将会是他们一生中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