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不能“杯酒释兵权”？

观点一

宋太祖赵匡胤是历史上极少数没有杀功臣的皇帝之一，而他所实行的杯酒释兵权，则经常被拿来和刘邦、朱元璋的屠杀功臣手法相比较。虽然三者都是为了收权、集权于中央政府，可很明显，杯酒释兵权的怀柔政策确实比一言不合就动刀子的强硬作风要高出一筹。

可是既然有赵匡胤的带头作用，朱元璋又为什么不能用“杯酒释兵权”来对付自己的功臣们呢？难道朱元璋天生就是一个杀人狂魔，又或者是他的贫农出身，导致了他做事死脑筋、浮躁，就是要用一刀切来解决问题呢？我认为不是，朱元璋是古往今来少有的政治高手，就凭他杀了这么多人，大明朝还是屹立不倒就可见一斑了。

作为赤贫出身的朱元璋，骨子里其实有着很重的乡土情和兄弟情，对于那些跟着他一手一脚打下整个江山，朱元璋的感情是：“绝不负卿”。虽然朱元璋因其出身，所以处处和汉高祖刘邦相比，可是在“杀功臣”这一点上，朱元璋对其嗤之以鼻，反倒是十分欣赏唐太宗李世民，说他不杀功臣，是超越过刘邦的优点之一：

可见，在对待功臣的待遇上，朱元璋以其乡土兄弟之情，是完全不想效法刘邦那样靠杀人来立威的，而是以唐太宗、宋太祖为榜样，以怀柔政策来收拢人心，虽说最后还是事与愿违，但至少事实上，朱元璋确实在这方面有努力过：

洪武三年十一月，大明大业初定，朱元璋大封功臣，以六公爵、二十八侯爵作为开国首功，赐予土地、禄米，让原本无立锥之地的兄弟们，一个个成了明初最大的地主，还与他们联姻，朱棣做了徐达二女婿、李善长做了朱元璋亲家等等，这和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谓是如出一辙；

同年，朱元璋让大学士危素，照着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传下来的丹书铁券为蓝本，制作了三十四面开国功臣免死金牌，强行提高功臣的权力和地位，规定除了谋反之外，功臣犯了任何死罪，都有两次免死的机会，而在宋朝，丹书铁券却只是出现在小说《水浒传》里；

诛杀胡惟庸一事，是朱元璋为了收拢相权而采取的手段，虽然说激烈了一点，但这毕竟是要破除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必须一击即中，不能留下任何的手尾，以免后世子孙耳根子一软，魄力不足而重新实行丞相制度，所以朱元璋必须杀人，也只能杀人。同样的在宋朝开国之初，为了对付不服从自己的将领，仁德的宋太祖也有御驾亲征的情况，逼得李重进、李筠两位后周功臣自焚而死，这比起胡惟庸来，二李的下场就更加惨不忍睹了。和赵匡胤一样，朱元璋也是把军权看作像命根子一样的紧张，赵匡胤“杯酒”释的是“兵权”，而朱元璋或许没有好酒好菜地招待部下们，但他在释兵权的时候，一样没有引起什么大波澜：洪武十三年，也就是胡惟庸案发展发生的那一年，朱元璋开始设立五军都督府，撤销了大都督府的部门。

朱元璋称吴王后，仿造宋朝的枢密院制度，设立大都督府为全国最高军事部门，部门长官为大都督，职务类似于之前的秦之太尉、汉之司马，但权力则比他们要大的多，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就是首任大都督；

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收回了相权之后，又开始收回军权，当年就将大都督府打散，分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负责分管各地卫所和禁军的训练，五军之间互不管辖，都可直接与兵部联系，但同时又独立于兵部，和兵部分掌军权；

所以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和赵匡胤一样，都是希望和平解决拥兵自重的武将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很平静，武将们都乐得享受这难得静好的岁月，可是随着一声刀落斧响，这平静的日子突然就被打破了，朱元璋开始举起屠刀，一刀刀地砍向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们，而这一切，就得从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来说起了。

作为和朱元璋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淮西勋贵们，他们却没有赵匡胤时期武将那么敏感的心思，在对待朱元璋的态度上，他们也不懂何为“君臣之道、上下有别”。这一点和刘邦时期可谓是如出一辙，只是刘邦比较无情，一个连亲生儿子都可以抛弃不要的帝王，自然不会讲究什么兄弟情义，自叔孙通制定了礼仪之后，刘邦再也没有和以前那班同生共死的兄弟有过任何的私人联系，而是一直在维护着皇帝的权威，不把自己当人，也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了。

反观朱元璋，或许是他太重感情了，所以一直都无法彻底和兄弟们断舍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李善长、刘伯温以《周礼》为本，制定《大明集礼》，隆重其事地昭告天下，可对于功臣武将的规范，却不在其中，也就是说，朱元璋规范功臣的，是一套自己定的规矩，而规范天下的却是另一套官方条文，而既然规矩是自己定的，那自然也可以由打破，实际上，在对待功臣一事上，朱元璋就多次因重感情而刻意修改自己所定下的规矩。

读过《明史》的都知道，朱元璋设立过两个铁牌，一块用于防止后宫专政、一块用于预防宦官掌权，但其实还有一块，就是用来规范武将骄纵的，上面刻着明文九条，基本上把武将们容易犯的错误都列了出来，希望他们有法可依；

可朱元璋一片真心，最终换来的却是武将们的更加任性，比如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元勋兼妹夫的郭英，“擅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大将华云龙“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等等，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可朱元璋还是忍了下来，一直到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才真正地喝下了自己一手酿成的苦酒；

胡惟庸案使得朱元璋开始反思自己：对武将功臣们的宽恕，自己到底是否做对了呢？当时摆在朱元璋面前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继续对功臣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于被他们坑害的百姓和官员，只能尽量以财物补偿，一种是雷厉风行，立刻制止功臣，收回他们的特权，以保护百姓不受迫害。

很明显的，朱元璋选择了第二种，而声名远扬的赵匡胤则选择了第一种，在他的仁德之下，石守信“货殖钜万”，高怀德“驱逐败度”，小舅子王继勋“纵兵白日掠人妻女”，王全斌和崔彦“破蜀之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王仁瞻“坐没入生口财货、杀降兵致蜀土扰乱”等等害民事迹，皆由于赵匡胤仁德而来。

所以赵匡胤纵容武将害民，而朱元璋却为了护民而大杀武将，可是历代史学界对朱元璋此举，似乎都是抨击得比较少而赞扬得多，顺治皇帝更是直接给出了“历代贤君，莫如洪武”的美誉，朱元璋没有采取别的措施，而是直接拿起刀就砍，这在我们后人来看确实是残暴了些，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功臣的罪状已经是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可就算如此，大明依旧强盛，连出两个盛世不说，连规模大一点的动乱都没有，可见朱元璋杀功臣的做法，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对的，是符合民心的。

我们知道，赵匡胤所处的那个时代，是经历了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混战时期，当时人人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样无休止的内斗，无论是对于民生、经济、建设，还是对于外敌入侵、平定四方，统一的步伐已经是势不可挡的。

赵匡胤夺取了武将的兵权后，除了纠结症发作的二李之外，其他后汉、后周的嫡系武将其实都很明白：除了交出兵权外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可走了，要谋反那是以卵击石，要独立那是逆天而行，倒不如无官一身轻，乖乖做个田舍翁好。

而不同于赵匡胤的是，朱元璋所处的时代虽然也是胜者为王的时代，可当时的战乱经历的时间不长，倒是天灾持续了很久，百姓们是“苦元久矣”，希望有人来推翻蒙元，重塑天下，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看中那开国之后的各种优待政策，比如用来收买人心的免赋三年等等。

所以对于稍微有点野心功臣来说：皇帝今日是你老朱做，明日未必就不能轮到我做。尤其是他的长子朱标去世后，少不经事的太孙朱允炆是不可能干得过那些虎视眈眈的武将的，朱元璋在世时还好说，朱元璋死后呢？凭法律、铁牌来压制武将的办法已经失败了，干脆一了百了，直接杀光算了。

朱元璋很喜欢读史书，可他却在明知分封诸王很有可能导致权力天平动摇的情况下，依旧效仿刘邦、司马炎的做法，大封同姓诸侯王，令其坐镇四方，掌握兵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朱元璋太孤独了，孤独到让他感觉身边只有亲人才能重用，这其实也和朱元璋的出身、比较亲近家人的性格有关，可是不如此行吗？

朱元璋本就是孤身一人起家，他没有秦始皇那样有秦国贵族支持，也没有唐太宗那样有关陇集团拥护，没有光武帝那样根正苗红的身世，也没有赵匡胤那样当打的年龄，加上朱元璋本人又是一个工作狂，是真正的日理万机，而伴随着年纪的增加，朱元璋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政务、军务、民务都要处理，哪里还腾得出手来处理功臣的事呢？

所以朱元璋虽富有天下，但其实却是孤家寡人，他养义子，封诸王，“任人唯亲”，甚至听到蓝玉也养义子的时候，毫不犹豫就把他剥皮实草了，其原因就在于此，朱元璋虽然十分不屑刘邦兔死狗烹的做法，但只有他处在了这个时间点上，才能真正懂得刘邦的不得已，最后，朱元璋也在不得已之下，慢慢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了。

作为一个帝王，朱元璋实际上是十分忧虑的，从登基之初就经常地“心不宁”，担心自己的大业会变成黄粱一梦，随时随地就破灭了，于是不惜诛杀功臣，以断了身后之忧。而在杀了部分功臣后，朱元璋对逃过一劫的兄弟们还是十分宽容的。

像洪武二十三年，因胡惟庸案再起，大杀李善长等三万余人后，朱元璋还是给与了兄弟们及其后代一个很好的归属：徐辉祖、傅友德、冯胜、常升等人都赐金赐银赐地，连一向最受帝王忌讳的私兵，朱元璋都甘愿下放，设立铁册军作为功臣们的护卫：

可见杀功臣，是朱元璋最不愿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而无法和赵匡胤一样，成全一段君臣佳话，也是朱元璋内心最痛苦的事。从此，朱元璋就背着暴君的名号一直前行，至于他如何建立大明王朝，如何爱护百姓，又如何开创盛世，恐怕已经没什么人去关心了。

解读朱元璋与赵匡胤的杀功臣行为，局面与力量是决定因素

凡成大事者，往往都是一批克服了人性弱点的人。所以，根本就不能在人性的维度上，来比较朱元璋与赵匡胤。

赵匡胤豁达且大度，所以杯酒释兵权、所以不杀功臣；朱元璋天性走极端，所以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必杀功勋。这就是在从人性与性格的角度来解释，但这么解释一点儿意义都没有。

当解释遭遇上帝，那么思考就该停止了。同理，当解释遭遇坏人，那么也就不容置喙。朱元璋就是一个坏人，所以坏人就该干坏人该干的事，然后也就没必要说什么了。但是，坏人也必须受制于局面，没有局面的配合，空谈坏人没有任何意义。

人性或坏人的解释，还忽略了个人的经历。赵匡胤从官宦世家打到九五之尊，而朱元璋更厉害，从一介贫民打到九五之尊。这两个成功人士，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成功是自己打出来的，而不是世袭得来。这种成就的结果，足以反推他们的能力。所以，如果这他们不能克服自身的人性弱点，那么几乎不可能取得这种的成就。

汉初屠戮功臣，明初屠戮功臣，所以历代王朝初期都要屠戮功臣。但这就是彻底地以偏概全。唐朝就没有屠戮功臣，宋朝也没有屠戮功臣。秦朝，在秦始皇时期也没有，只是因为秦二世得位不正，所以才屠戮功臣。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局的问题。

在创业之初，就已经是稳固而有序的创业团队，那么这伙人在建立新王朝后，一般不会发生屠戮功臣的事情。比如秦朝，创业团队就是秦战国；比如唐朝，创业团队就是李渊的太原军阀；比如宋朝，创业团队就是赵点检的一众骨干。

但是，在创业之初，如果没能形成一个稳固而有序的创业团队，那么这伙人在建立新王朝后，一般都要屠戮功臣。比如建立汉朝的刘邦团队，有团队但不稳固而且无序，谁都可能当老大，只不过是刘邦运气好。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团队，也是如此，他就是一个要饭的，自认为比他强的人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唐宗宋祖的局面，打了天下然后分配利益，但分配利益的工作就简单很多，因为创业之前早有名分。但是，汉祖明祖的局面，就真心不好分配了，因为创业之前就没有名分，所以无论怎么分也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因此，宋太祖可以杯酒释兵权，不杀功臣；而朱元璋则要么不做、要做做绝，必须杀戮功臣。一切都是局面使然。

围绕皇帝这个核心，按照亲疏远近可以分出三支力量，依次是支柱力量、联盟力量以及拥护力量。朱元璋的支柱力量，是濠州红军旧部，如常遇春这些人，最初的创业团队、铁杆兄弟，所以封赏最重；朱元璋的联盟力量，是廖永忠的巢湖水军，这伙人的功勋很大，但明朝立国后没分到多少利益。在廖永忠帮助之下，朱元璋渡江成功，又得到了大批的投靠者，也算联盟力量。这伙人分配利益的原则有两个，一个是带来队伍的肯定能分到利益；一个是建立功勋的也能分到利益。但无论怎么分，都没法跟红军旧部比。

然后，朱元璋就开始屠戮功臣了。但老朱绝不是一杆子娄平然后逐个收割人头。朱元璋杀功臣是有章法的，越远的就越要先杀，然后依次递进，到最后才杀到支柱力量。

杯酒释兵权，可以一起杯酒释兵权。但是，杀功臣这个工作，可不能把功臣叫过来一起杀，因为真能杀到造反。于是，从外层到里层这么杀，阻力最小、做功最大。

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刘邦不仅把最恨的雍齿第一个封侯，甚至还把天下的三分之二都给分了出去。但是，朱元璋却要比刘邦更有力量。所以，他不仅可以拒绝跟功臣分享利益，而且还能把他们全部杀掉。

所以，朱元璋屠戮功臣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他能这么做。既然我怎么分你们都不满意，那么索性就不分了，把你们全都杀掉，这么做最省事。如果刘邦也有力量，他也这么做，只不过刘邦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除了支柱力量、联盟力量，还有一个拥护力量。朱元璋时期的拥护力量是谁？历代王朝的拥护力量，都是天下百姓。但是，这个力量有强弱之分。

秦末汉初的天下百姓，只知有诸侯国，不知有什么大汉王朝。所以，对于刘邦来说，这个拥护力量很弱。历经五代十国乱世，天下刚由分裂走向统一。所以，对于赵匡胤来说，这个拥护力量也不强。但是，朱元璋接手大一统的元帝国，天下百姓不仅知道他这个皇帝，而且也能支持他的新王朝。所以，朱元璋的拥护力量就很强。

特别是科举制成熟之后，拥护力量中的精英分子，完全可以通过科举渠道跻身朝堂，变身为朱元璋的联盟力量或支柱力量。

朱元璋打了天下，却不把利益分给功勋，因为功勋基本上都被他杀了。但是，朱元璋总不能独享利益吧？人总是生活在关系之中，朱元璋一定要寻求自己的新联盟，他这个皇帝也要为自己所处的关系联盟代言。这个新联盟就是朱元璋的一众子嗣。朱元璋有26个儿子、14个女儿，孙子就更多。所以，在位期间，他封了25个藩王，这个联盟就建立了起来。

不是因为有了新联盟就必须要杀掉老联盟，而是有了新联盟就不必在意老联盟。所以，功勋集团也就真得成了食之真无肉、弃之不可惜的鸡骨头。

拥护力量足够强，拥护力量可以随时转换成联盟力量和支柱力量，藩王子嗣连转换都不需要，直接就能够成为支柱力量。所以，朱元璋完全有力量屠戮功臣。而且屠戮之后，不用担心没人帮着他治理天下。

但是，朱元璋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吗？杯酒释兵权不会更好吗？非要弄得杀人无数才罢休吗？

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人来自于传承，历史的教训让朱元璋不可能像宋太祖赵匡胤那么豁达大度。当大明军队已经打到元大都的时候，元朝在干什么？元朝的蒙古贵族们还在自己杀自己，自己搞内斗。这种局面是朱元璋绝对不允许的。

跟随朱元璋起兵的人，他们的特长是什么？最大的特长就是造反，跟着老朱一起造元朝的反，早就成了最有经验造反的一批人。那么，朱元璋可能对他们有什么仁慈吗？

明朝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几乎没有一个跟大臣把关系处好的。原因是什么？北宋的皇帝能够与士大夫和睦相处，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但是，从老朱开始就不想跟士大夫共什么天下。

对大臣来说，朱元璋可能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对百姓来说，朱元璋要比北宋皇帝更爱民如子。跳过支柱力量和联盟力量，直接蹦到拥护力量上，这就是明朝皇帝的一贯逻辑。这个逻辑就决定了皇帝跟大臣的关系，不可能好。而这个路径依赖，就是从老朱定下的。因此，杀起大臣来，非但只有功臣，朱元璋从不手软，明朝皇帝也不会手软。因为老朱家就从来没想跟士大夫共天下。

人心和力量决定历史的前进，但局面决定历史人物的不同选择。朱元璋和宋太祖的局面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别指望朱元璋也玩杯酒释兵权。

虽说力量未必决定一切，但是有力量真得可以更少牵绊、更多自由。拥护力量足够强，新的联盟力量能够迅速建立，所以功臣对于朱元璋可有可无。

元朝亡于宽松的教训，功臣们的造反本性，以及自朱元璋开始，明朝皇帝就没想学习北宋与士大夫共天下，所以杀功臣这件事也就没什么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