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贬为杭州将军的年羹尧为什么还摆大排场？（年羹尧：养寇自重的奢靡底线）

年羹尧：养寇自重的奢靡底线

邬思道的“灯下黑”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他不过是没有捅破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的那层纸，但却提醒了年羹尧是该决战的时候了。上次我回答年羹尧本将青海围得水泄不通，为何单单就跑了首恶元凶罗布赞旦增就说过，年羹尧分明是在养寇自重。

说他养寇自重是根据古今成例，也是根据现实情况。今天，我们来看看被贬为杭州将军的年羹尧，为什么还要摆那么大排场，从而间接证明他养寇自重的本来面目。

被贬为杭州将军后，小炒肉就要宰一头猪，大白菜就吃个菜心儿，其他的部分难不成就浪费掉了？

而当抚远大将军的时候，年羹尧的一个中军行营，约莫不足百人，每天从四川专门运送的蔬菜就多达一千多人，这不包括转运其他粮食肉食等物资。按照这个算法，每月有3万多人次在转运蔬菜供给，连人带车带马平均每人负重蔬菜150斤，月转运蔬菜就是450万斤。如果，蔬菜占实物比为4成，那么总供给量为1120万斤左右。一个不足百人的行营，月需蔬菜450万斤，总实物1100余万斤，吃得完吗？

假设人均每天吃实物量5斤，那么，1100余万斤可供多少人吃？答案是225万人。一个月每日可供7.5万人吃。

这么算来，一个主力部队，即中军的基本伙食都差不多了。想想看，一个中军行营机构，会有7万人么？

由此可见，年大将军的浪费实在是令人发指啊。这么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即或是你年大将军每天吃小炒肉要一头猪，吃白菜心要一颗大白菜，那么猪肯定不会就此扔了，白菜剩下的叶子也不可能就此丢弃，还可以作为军粮伙食给低等级或者士兵吃啊，要真是逗扔了，那么雍正的密探一定会报告了。

这必须回到邬思道押送最后一批粮草前来献计“灯下黑”的事儿。邬思道当场就分析了粮草的问题，说年大将军要粮草，罗布赞旦增也需要粮草，没有粮草，罗布赞旦增在水泄不通的青海根本就无法存活。但是罗布赞旦增恰恰就活下来了，他们的粮草从何而来？邬思道没有明说，年羹尧也知道瞒不过邬思道，所以只好决战。

再说雍正的密探，一个是穆香阿，跟随老九允禟前来军前效力，结果被老九和年羹尧收买制服，在给雍正的密折中大夸年羹尧好样的，并说他吃的很简单。为什么他捎带上吃这件事，大概是马屁拍过了头，报告的都是一些不够具体的事儿，感觉要说点具体的，就说到了吃饭简单这件事，但恰恰就是这件事露出了马脚。

为什么呢？因为身在年羹尧身边的另一位密探伊兴阿将浪费很大的实情也报告了雍正，按照逻辑定律，这种自相矛盾的秘奏正好明证了年羹尧浪费的真实性。

这也反证了年羹尧巨大的粮草需求一定另有出路。出路就在灯下黑的罗布赞旦增那里。至于说他是怎么转送到罗布赞旦增那里的，那就要问每天出去搜山的那些士兵们了。

一旦背上通敌的罪名，那就真无再起之日了，因为这个罪名太大，不仅没有了名声，就连九族的命都难保了。

为了掩盖自己养寇自重的心理，不背上通敌之罪，即或被贬为了杭州将军，年羹尧也要大摆排场，奢靡浪费不停。因为只有这样，通敌资敌的罪名才与己无关，就算死，也尚可保留一丝名节。

年羹尧：戏谑雍正，结果两败俱伤

《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尧早在“九子夺嫡”期间，就已经开始用一系列颇为耐人寻味的表现，让雍正对其是既爱又恨。而在年羹尧擅杀了孙嘉诚，被雍正贬为杭州将军的时候，年羹尧更是依旧不管不顾的大摆排场，将他与雍正之间的矛盾冲突再一次推向了“高峰”。

实际上，年羹尧并不是不知道此举带来的后果，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将有可能面对什么，但是此时的他想着的，只是如何将这口“气”争回来，或者说这是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报复”着雍正。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如果用来形容《雍正王朝》中，年羹尧的内心处境，想必也是非常的恰当的。

按照清朝时期的八旗制度，年羹尧出身于雍正的藩邸，是雍正家的“包衣奴才”，这也就是注定了其一生将要始终依附于雍正，并且其家族世世代代都要归属于门下的事实。

这样的出身对于年羹尧来说，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有了雍正的支持，这为年羹尧提供了很好的仕途起点，并且在必要时还能为其给予充分的保护；可另一方面，这也决定了在许多事情上，年羹尧的身不由己，更是限制了其真正想要达到的高度。

于是，在这样复杂而又矛盾的内心冲突下，年羹尧在“九子夺嫡”的时候，就开始对雍正有了“二心”。

在前往江夏镇捉拿任伯安和刘八女的时候，年羹尧不仅擅自下令屠城，还将获得的所有金银财宝私吞，完全没有向雍正报告。之后在得知自己将要成为陕甘总督的时候，没有向雍正做任何的汇报，并且回到北京后也没有先去雍正府上请安，反而在北京四处活动，上蹿下跳。

这个时候的年羹尧并非真心的想要背叛雍正，只不过想要从雍正对其的绝对控制和摆布中抽身出来，多一些自主，也多一些自由。

然而雍正也用他的雷霆手段向年羹尧展示和证明，“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年羹尧也只得就此“老实”了下来。

终于，雍正从“九子夺嫡”中胜出，顺利登上了皇位，而年羹尧也等到了一个绝佳的展示自我机会，那便是被雍正委以重任，统领二十多万西北大军，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

一方面，年羹尧要借助这个机会，向所有人，特别是雍正本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与重要性，以体现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另一方面，年羹尧更是要借助立下如此不世之功抬升自己的地位，甚至妄图想要就此揭下贴在他身后的一些列标签，尤其是“雍正家奴”的标签。

于是，年羹尧将叛军包围却不将其彻底剿灭，而其自己却每天坐在中军大帐中享受着奢靡的生活，甚至还滥杀无辜。在别人看来，年羹尧这是骄纵与跋扈，但是在他自己看来，或许只是提前享受着自己应有的地位与待遇。

只不过，伴随着邬思道的前来，不仅一语戳破了年羹尧内心所想，更是将此时雍正以及整个国家的危局告知了年羹尧，而年羹尧也担心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所以最终果断出兵，彻底平定了叛乱。

然而，至此开始，年羹尧便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年羹尧现在雍正面前大言不惭的说出“只知军法，不知有皇上”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更是以“请功”为由，开始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弄得朝堂上下对其是议论纷纷。之后，面对雍正对其提出的三项要求，即削减兵员、裁减军费以及试行“火耗归公”，尽皆予以了抵制，弄得雍正非常下不来台，这也使得雍正对其也产生了极大不满。

最终，回到西北之后，年羹尧继续居功自傲，甚至不惜公然阻碍雍正的政策，更让所有人感到震惊的是，他还擅杀了孙嘉诚，这也使得雍正对其再也忍无可忍，就此将其调离西北，贬谪为了杭州将军。

然而，被贬为杭州将军的年羹尧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么？答案当然没有，他丝毫没有任何改变，尤其是将其在西北的奢靡之风尽皆带到了杭州将军的任上。

吃的菜要专门找人从四川转运，铺张浪费极为严重，并且晚上睡觉依旧用“翻牌子”的方式，可以说，年羹尧的官职降了，可生活的“品质”却丝毫没有任何降低。

而年羹尧这样，既是做给自己看的，也是做给雍正看的。

在年羹尧看来，他已经用之前的功勋与成绩，让自己有了引以为傲的资本，并且自认为可以有了自己独立的施展空间，不必在受制于人，更不会在时时刻刻委身于雍正的脸色之下。可如今的结果却是一切皆成空，他不想更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于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以让自己继续感受着着曾经拥有的一切。

当然，年羹尧这也是在向雍正进行着“控诉”。毕竟，年羹尧在雍正鞍前马后几十年，为雍正的登基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雍正登基之后，又是他为雍正平定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帮其彻底稳固了皇位，年羹尧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可如今，雍正却为了孙嘉诚这样一个“外人”，就对自己进行了清算与贬谪，确实让年羹尧心中有些不平衡。他更加希望的雍正能够回想起他的贡献与功劳，有的应该是感念，而不是一味的抱怨与惩戒。

其实，年羹尧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名声与名望，在朝堂之上早已经是跌落了谷底。

早在西北平叛的时候，他就因为滥杀无辜，而背负上了“魔头”的骂名而被人广为诟病。

而在其得胜还朝之时，又因为其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态度与行为，引得了众多官员的不满，甚至还遭到了孙嘉诚的弹劾，以至于就连“老天爷”都开始站在了年羹尧的对立面上，使得雍正对此是异常的尴尬。

之后，年羹尧更是在阻挠雍正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新政的同时，擅杀了孙嘉诚，更让举朝官员嗤之以鼻，进而对其展开了疯狂的弹劾。

对于年羹尧来说，他无论做怎么样的悔改，可以说都无法改变朝堂上的官员们对其的态度，索性，年羹尧来了一手“破罐子破摔”，在杭州将军任上的大摆排场，无疑是在用一种“炫耀”的方式来刺激官员，其得到的也将是更为激烈的口诛笔伐。

然而，越是这样，年羹尧的心中越是“痛快”，因为他在乎的并不是官员们对自己的看法，他只想要看看雍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其的看法，甚至可以说，他把一个巨大的难题留给了雍正。

如果雍正对于百官的弹劾置之不理，继续让年羹尧逍遥法外，那么雍正必然会让官员们的寒心，进而使得君臣之间愈发的离心离德，这对于雍正的皇权统治以及未来继续推行新政，都将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而如果雍正真的处理了年羹尧，虽然可以暂时性的平复官员们的声音，可对于雍正来说，他也要背负两个沉重的“骂名”。

其一，是用人不当。毕竟年羹尧是雍正培养出来的“包衣奴才”，并且也是雍正让年羹尧出兵西北，这所有一切的根源就是在雍正本人这里。

其二，便是“卸磨杀驴”。年羹尧对于雍正能够登上皇位立下大功，有帮助雍正平定了叛乱，可雍正却用如此的方式对待功臣，那让天下人怎么看，让曾经有过功勋的官员们情何以堪。

可以说，年羹尧是在用自己极端的行为，将一道“二难选择题”交给了雍正，无论雍正做出怎样的答案，都将对其自身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年羹尧也正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着雍正。

最终，雍正选择了牺牲自我，也就此放弃了年羹尧，年羹尧自己也只能以被赐自尽的方式惨淡收场。

而在此之前，他依旧在尽一切的可能，保持原有的“排场”，哪怕是做了守城门的衙役，也要穿着御赐的黄马褂，以昭显其曾经的功绩。

只不过，这样的行为最终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年羹尧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而雍正则是在失去了一位战友的同时，也要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在这里，也只能对年羹尧深深的说一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而年羹尧是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同时更是没有领会雍正的真正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最终的惨淡结局，也就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