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都很难处理与开国功臣的关系？（开国君臣关系：王朝创业与守业的微妙变化）

开国君臣关系：王朝创业与守业的微妙变化

自古君臣绕不开四个字“功高盖主”，往往君和臣一起打天下的时候其乐融融，天下太平时却难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尤其开国君臣，当年一起受过苦，甚至经历生死考验，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待天下太平的时候，十有八九反目成仇。难道开国君臣之间想和谐相处就那么难吗？

君臣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围绕位子安全不安全。开国皇帝获得一片天下比现在草根创建企业要难的多，毕竟是造反，平民（少数是贵族）要和朝廷对着干，难度非常大，掉脑袋的事。而且还有面对许多同行的竞争，动不动就火并。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跟你一起打天下的人，就是把命交给你，这个时候就是过命的交情，不是刘关张胜似刘关张，这个时候的君臣关系很多时候没有特别严格的等级，就是纯哥们。但是，一旦做上皇帝大位，等级就出来了，按照中国森严的等级制度，皇帝高高在上，曾经的兄弟以后见面需要三叩九拜，有了距离感。过去打天下的时候可以推心置腹的畅谈，作为天下以后，皇帝和当年的开国元勋很难再有沟通的机会。皇帝享受自己的荣华富贵，功臣也衣冠锦绣妻妾成群，时间长了，感情自然没有了。一旦有人挑拨，君臣之间就会有矛盾和猜忌。尤其一些非常重要的文臣武将，皇帝的威胁感明显增加，位子坐上去有拔凉拔凉的感觉，就必须想办法杀掉功臣，保证自己还能安然无恙。

都是造反英雄，谁有说不准会成为下一个皇帝。这个观点适应于开国君主还有他的功臣们，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说这个道理。况且即使你不反，你的部下“帮”你造反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历史上不乏功臣反主的情况。老大谁都想当，什么东西都可以享用最好的，住着宫殿，搂着绝世美女，吃着稀世佳肴，谁不向往。打天下的时候是队友，一起往进攻球门进攻，一旦得了天下，皇帝就是守门员，功臣是进攻球员还是防守球员说不准，一旦反戈一击，直接攻进球门，威胁最大。君主对于权力近乎痴狂的独享欲望，注定不会容忍他人威胁权力安全，尤其那些曾经为自己攻城拔寨的前锋，必须出大脚先废掉，否则说不定明天大位就会换人，今天的皇帝身首异处。痛下决心，杀掉功臣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护犊子这个可能不好听，但又有几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呢？50多岁获得天下的刘邦，他的最主要的军事将领20多岁，他在建国第二年册立刘盈为太子时，刘盈刚刚六岁。按照古代人的寿命，刘邦可以估计自己去世的时候，韩信将在壮年（40岁左右），刘盈20岁出头。实际上韩信在刘邦去世前一年被杀死，年35岁，刘盈即位17岁，一旦韩信不死，刘盈是有很大危险的。刘邦集中在自己最后几年杀功臣，完全是害怕功臣夺位，自己的儿子不是对手，他肯定也不想自己辛辛苦苦开创的基业落入他人之手，于是开始了剪出功臣之路，让杀功臣的骂名自己担着，保护儿子能够顺利即位，江山永固。而朱元璋杀功臣则集中在朱标死后，朱允炆被确立为皇太孙的时候。可以说护犊子思想，左右了皇帝和功臣的关系，双方由战友情上升到生死仇敌，归结原因还是权力，封建王朝内部斗争历来残酷，保护权力的传承，成为了皇帝除掉功臣的罪恶动力。

君在上，臣在下。开国君臣关系难以处理的主要原因在皇帝身上，没有主少国疑就少死一部分功臣，反过来没有功高盖主也要少死一部分功臣。功高盖主不仅仅是个权力问题，和更是一个规矩问题。一个公司你是副总经理，你再有实力，再有能力，也不能超越总经理，因为法定给他的权力要在内之上。一个王朝的代表人只能是皇帝，你做的好事，要让别人领受皇帝的恩德，自己只不过是这个恩德的执行者。田氏代齐的故事就是明显的齐人只感恩田氏，拥护田氏，最终促使田氏取代姜氏。田氏代齐实际上开了一个篡位的头，也让后来的诸侯、皇帝开始防着德高望重的臣子。聪明的臣子开始尽量拒绝和曾经的熟人和部下联系，避免给人以串联之的嫌疑。不断的给自己制造污点，避免君王认为自己德行太高，在百姓的威望会盖过自己。更有甚者回乡置办田产，安享往年，让君王彻底死心。而许多被杀的功臣还有对权力的依恋，不断拔高自己的威望，最终死于猜忌。

在古代，皇上的家事比如立储就是国家的大事。开国皇帝的立储之路往往都没有那么简单。刘邦想过废刘盈的太子之位，刘秀干脆就直接换了太子。司马炎的太子也是一波三折才确定是司马衷。杨坚也是废杨勇，立杨广。李渊更是没有处理好立储问题，引起玄武门之变。赵匡胤最终属意的继承人是弟弟还是儿子至今都不清楚。朱元璋晚年面对儿子还是孙子即位有过摇摆（元清两朝开国立储方式特别不讨论）。几乎没有很顺顺当当立储的，围绕储君确立皇家内部就已经有分歧了，加上大臣内部的利益分化，形成不同利益派别的争权逐利。这种情况有结党营私的成分，同时也有不得不站队的情况。这些都加剧了开国皇帝与功臣的矛盾，在皇帝家事问题，不能站好队，实现明哲保身，造成了功臣有时候不得不站在君主的立场反面处理问题，最终导致双方失和。

开国君臣的矛盾更多的体现在创业和守业两个阶段，王朝的创立者和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微妙变化。概括起来就是，创业的时候，创业者（皇帝）把参与者（功臣）作为创业的伙伴，一起努力攻坚克难，打下基业。但是皇权只能是独家占有，不允许股份制存在，于是围绕位子君和臣的关系不在和谐了，许多时候演化为对抗，最终出现君臣反目的情况。开国君臣的关系可以用相爱相杀来形容，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特殊的时代形成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功名利禄总是身外之物。看懂了就且行且珍惜。看不懂的就深陷泥沼不能自拔。

新秩序的建立者：萧何在汉朝

一个成功的君主，要能够毁灭旧秩序，也要能建立新秩序。

项羽毁灭了旧秩序，但是没能建立新秩序。最终，被刘邦取代。

朝代更替的过程，需要两种人：旧秩序的毁灭者和新秩序的建立者。

维持一个朝代则只需要一种人：视权威为神灵，视规则为禁律的因循守旧者。

韩信、彭越、英布是前者。这样的人，一方面在新秩序中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方面很容易颠覆新秩序。一代战神，没有敌手以后，如果不愿主动隐退，基本死路一条。所以，刘邦、吕后除掉了他们。

萧何是规则的建立者。这样的人，在新秩序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既然能够建立新秩序，就不难再次建立一个更新的秩序。不仅如此，对他们来说，君王不过是带队大哥，并不是神圣的天子。

皇帝轮流做，今天到了刘邦家。刘邦怎么上去的，我们推举上去的。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以萧何的为人，与沛县功臣集团的关系，应该不差。对沛县功臣集团来说，刘邦和萧何，都是可以接受的领袖人选。萧何没有接受领袖位置的原因，除了不愿意和刘邦带回的百十号亡命徒火并，也是因为比较谨慎，不想给家族其他人惹祸。

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於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於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

刘邦成为大汉天子，萧何如果不是相当于天使投资人，至少也是A轮融资的关键投资者。萧何是刘邦集团仅次于刘邦的第二股东，是总经理。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会怎么考虑萧何的位置和潜在的作用？

对萧何来说，原先是秦朝体制内的人物，很熟悉秦朝的秩序，在秦朝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汉的秩序。

他如果有野心的话，有人望，有人脉，有经验，重新建立一个新秩序，轻车熟路。新秩序说不定还能汲取旧秩序的教训，搞得更完善。

刘邦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自己驾崩，尸骨未寒，主少国疑，萧何或主动或被动完全可能发挥余热，做出一些让自己死不瞑目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萧何有必要证明自己毫无野心，刘邦也有必要证明自己的绝对权力。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那么新秩序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人呢？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百无一用是书生，谁说的？

诚然书生既不能摧毁旧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但是，没有书生，刘邦就是刘季，沛县的刘老三而已。